我们看看中国，工商阶层的地位变化的过程，走的是不大一样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你看来是怎样的?

　　王石：中国有经商的传统，但中国的商人对自身身份定位一直不统一。一直到今天，思维方式是不独立的，我们有依靠性，就是官商勾结，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?

　　王石：现代企业首先要确定你的独立人格、独立性格，光做一个人是不行的，还要做一个阶层，要敢说话。比如说我不能说工商阶层不犯罪，犯罪该判刑判刑，但就是被执行死刑的人也要尊重人权，也要给他一个跟家属见面的机会。如果连一个生命在他死之前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证，还能谈到什么其他保证?

　　所以还是要寻求自身的保护，而自身保护就是要本身如何独立，本身如何来寻求自己的权利。你的权利是什么?你说经营资产，那财产权能得到保证吗?这是大家最关心的，你是一个经营财产的(阶层)，如果财产权都不能保证，其他无从谈起。

　　【谈创新】

　　“如果雷军来颠覆房地产，我愿做加工厂”

　　新京报：企业家地位的明确，在西方更多地表现在对政治的发声?

　　王石：西方和中国的国情不同。在中国有人大、政协，企业家代表委员也可以参政议政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不是代表委员，企业家一样可以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。我不是代表委员，但我一样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里发挥作用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刚才提到企业家精神，在你看来什么是企业家精神?

　　王石：最关键的就是创新，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、马化腾的腾讯。企业家应该为这个时代和社会提供新鲜的想法和内容，引领时代的步伐。创新不是一穷二白时创新，那时不创新就没出路，而是在打下一片天地后，是固守还是继续往前走，这是最关键的。举个例子，腾讯的微信就是和他的QQ来竞争，这就是典型的创新精神，就是敢于自己否定自己。其次是要有担当。

　　新京报：这种精神具体应该怎么去表现?

　　王石：企业家精神在城市发展中会有很明显的体现。拿深圳来说，深圳缺其他东西但不缺企业家精神，因为改革开放，大量年轻人到深圳创业，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，中国民营企业40%的著名品牌是集中在深圳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除了创新与担当，企业家还应该具备什么能力?

　　王石：资源整合能力。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更显得资源整合能力的重要。最典型的雷军小米，你会发现他在整合资源，这是企业家创新精神。

　　新京报：说到创新精神，你怎么看现在的新的互联网技术的颠覆性和创新性?

　　王石：大数据时代、移动媒体时代，我觉得比互联网时代颠覆还要大。它有种更新颖的资源动员力量。互联网时代对房地产传统行业来说颠覆性不是很大。顶多就是说我用互联网你不用，那我的信息比你快，你的效率没我高。

　　到了大数据时代是跨行业的。完全不懂房地产的人可以用新的载体、新的方式颠覆。最典型的是雷军，他和董明珠对赌。如果我是董明珠，雷军你有能力来颠覆房地产，你来搞房地产销售，那我愿意当你的加工厂，你总得有人给你做吧!我愿意当代工者。你有那个动员力量，我就主动配合你。

　　【边界】

　　不行贿成标签是社会太荒唐

　　新京报：你所说的企业家精神，在与政治产生交集时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?

　　王石：推动社会发展离不开三个主体，政府、社会、公民组织，但从中国传统来看，“社会”这一块始终比较弱，企业家完全可以在社会、公民组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。

　　新京报：企业家扮演这些角色表达政治诉求时，是否应该有边界?

　　王石：现在有一些政治诉求、民主诉求的NGO组织，在中国的国情下，企业家如果想参与这类行为，我认为最好把企业家的身份辞掉，不辞掉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。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，改革过程中给你打开了一个窗口，你再去做是比较合适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在你看来，企业家是应该热心政治还是远离政治?

　　王石：当然有企业家热心政治非常好，首先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的，我不希望我们一提到社会改革就觉得是政治改革，还有很多方面值得企业家去做，比如说阿拉善、壹基金、中城联盟、比如我正在筹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会，都是从环保、社会、关心弱势群体的方向去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