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志强：很多人不承认土地财政的说法，因为它并没有纳入人大的财政管理，在财政预算法里是不包括这部分钱的。政府本来应该是分配公共财产的，是提供公共服务的，如果你对经济性产品进行投资的话，政府就成了商人了，一定是最坏的商人，因为你一定用市场的行为去投机，因为你有权力。
    最终要留下一些精神上的东西
    人物周刊：你说和潘石屹相比，自己算是穷人，而你主动放弃过很多高薪。毕竟是一个商人，你怎么看待金钱和财富？
    任志强：我从华润辞职的时候，很多国外的地产公司给我们的年薪都比华润给我们的多得多，都给我们上千万的年薪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都是一个年薪，它都是别人的财产增值以后，你从中分到一杯羹。我没有答应。所谓穷和富的问题，拿工资的收入再高也是穷人，你自己的资产增值而创造财富的，再穷也是富的。
    人物周刊：你拒绝给外企打工，它和国企打工不一样吗？
    任志强：外企的工资收入会很多，(但是)我的父母告诉我要为人民服务，不管这个说法是个伪命题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他们这么认为我就这么做，很简单。
    人物周刊：你怎么定义一个人生的成功？
    任志强：如果定义成功的话，应该说能给后来人留下什么，比如说我们在体制上有些突破，让后面的人能受益，这就是成功，我们在境外是第一个地产公司上市，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第一个吃螃蟹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房地产上市公司，我们把法律问题解决了，我们把通道打开了，所以他们现在上市是一马平川。做第一个的时候是很难的，因为我们，这个制度改了。
    人物周刊：这是事业上面的成功，那其他方面的成功你觉得是什么？
    任志强：其他方面，我觉得做人最大的成功就在于真实。可能我死了以后，大家知道过去有一个人是真实的，就是任志强，这是所有跟我接触过的人共同的认识。
    人物周刊：你觉得目前为止是成功的吗？
    任志强：人生的路还没有走完，我们觉得后面做的事可能会更成功。做企业有些东西是不能流传下来的，但是做公益是可以流传下来的。比如说巴菲特，比如说中国的很多人，最后可能流传下来的都不是他的企业，而是他所做的公益。世界上比企业长久的是宗教，是学校，宗教远远超过了500年，学校也远远超过了500年，哈佛大学是在美国之前就有了。人最后留下来的就是精神上的东西，公益上的东西。
    人物周刊：是不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？
    任志强：如果是商人的话是留不下什么的，(中国的)钱庄之所以有名，是因为钱庄创造了一种金融方式，没有多少人能记住钱庄的老板是谁。我个人从来不认为我做了多少事情，创了多少财富，最终这个企业不是我的，和我没关系，但是公益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流传下来，要有人具体去做。看到一些人在微博里说的，站了两个小时，但是受益匪浅，跑了几公里的路，听这两个小时的讲座，受益匪浅，这就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。
    人物周刊：你的这种思考方式，是不是有很强的精英社会的意识？
    任志强：我不觉得，你们觉得我是精英吗？你们可能觉得我有时候是。我能参加国家决策吗？我的书里头把我的聘任决定都写上了，那叫聘任，没有写任命，所以我不是体制内的人，不要搞错了，我不是精英。这个公司太小了，一个精英就当一个副科级吗？从部队转业的话我还得是个处级干部呢。
    人物周刊：那你个人的成就感更多来自于做公益还是来自于社会影响力？
    任志强：我们没有成就感，完全没有。我们只是不断地去争取，希望获得成就，你们认为荣誉就是成就感吗？我当过人大代表，当过政协委员，当过劳动模范，这就是成就吗？
    人物周刊：毕竟你的社会影响力便于做更多的事情，体现价值，传播了很多常识和一些观念。
    任志强：我们在努力做这些事，但是不等于是成就。我们在努力工作，我们希望影响这个社会，比如说我们做阿拉善的公益，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环保事业，而不认为这是一个成就，我们在做的读书会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觉悟，共同参与拯救这个社会，但不等于就是成就，确实我们因此而得了奖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但是它和成就好像还不完全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