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在北京买一套房，37岁的小伙儿钱建新，称自己不敢多挣钱，不能过得富裕，连媳妇都不敢找。

　　不过，至今也没人能说清，他幻想中的那套房子，正矗立在北京哪一块金贵的土地上。或者，连影儿都没有。唯一确定的是，他盼了差不多5年，额头上添了几道抬头纹，硬茬茬的一窝头发里，又伸出几根白头发。“奔四”的他，仍然是个晃来晃去的单身汉。

　　但他还是个有“希望”的人。这个跟着他晃荡了5年的希望，就是那套房子——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建设的“保障房”。可等了5年，他连一次“摇号”的机会也没盼来。

　　如今，坐在路边一家暖气不足的面馆里，回想起200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，他的笑意，从额头上的一道皱纹，滑到他微微上扬的嘴角，停顿下来。他说，那个热气腾腾的“希望”，正是从那年的夏天开始孕育，“那会儿北京奥运会还没开始呢”。

　　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!”模仿当年居委会大姐跟他说话的口气，钱建新升了一个语调，“上头的文件来了。”按照此规定，32岁的钱建新有资格申请“经适房”(“保障房”的一种类型)，“简直太幸运了”。

　　幸运的钱建新填好“经适房”申请表，反复将那几页纸抻得平平整整，再放进写字台抽屉里。随后，他看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，专门到他家里来“调查情况”，觉得心里头的希望变得更“踏实”了。

　　2009年1月26日，这个日子从钱建新嘴里脱口而出。这天，他正式成为北京市朝阳区“保障房”轮候者之一。被幸福感包裹的钱建新，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绕了半个北京城，到常营乡的一片保障房小区看了看。虽然，当时东五环外的常营，周边配套设施还不完善，但钱建新已经开始在心里勾勒家的蓝图。他指着其中一栋新楼房，对自己说：“将来的家就在这儿啦!”

　　在他眼里，希望就像一个打满了气的氢气球一样，不断地膨胀，飞到天上去了。随着希望攀升的，还有北京的房价。2009年，北京大部分新售楼盘都是“日光”。房价几乎一天一个样，颇流行的段子是，“出去买了一个包子，回来时房价又涨了一千”。

　　拿到申购资格，钱建新就像一块“香饽饽”，亲戚朋友恨不得“蹬破”他家门槛，给他张罗对象。婚恋市场里，房子几乎已成默认的“加分项”。钱建新是未来的有房一族，一片前景光明的样子。

　　但是，钱建新不敢接受人家的美意，因为一旦他找个媳妇，收入超过1200元，他的申购条件就会“超标”，无异于选择“自动淘汰”。

　　不光不能谈婚论嫁，多挣钱也不行，除非不想等保障房了。钱建新在一家社区文化公司工作，月薪2000元左右。每到年底，领导喜气洋洋地要给他涨工资，钱建新就像避瘟神一样，躲得远远的。

　　“这真是一个悖论啊。”钱建新一直盼望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脱离父母，成家立业。但是为了这套房子，他又和自己最初的梦想，背道而驰。

　　好在等房子的头两年，希望还是充盈的。那时，每到全国“两会”时，“保障房”就成热门议题。与此同时，在各大新闻网站诸如“今年‘两会’你有何期待”的调查中，“调控房价”通常是柱状图里那个高出一大截儿的选项。

　　钱建新收集了一些报纸，上面印着“今年大概有2500多套“经适房”房源进入配售阶段”之类的报道。这些官方的表态和醒目的数字，曾经让钱建新的希望变得更具体。就这样，左等一年，右等一年，钱建新搁在抽屉里的报纸，开始变脆、发黄。连同它们一起褪色的，还有他的希望。

　　2011年，钱建新开始不淡定了。他起初给自己一个“两年”的期限，“觉得那时房子差不多能‘到手’”。但他仍在“轮候中”。此时，北京的房价趋势也有些飘忽不定，实行买房“限购”政策。

　　那时，钱建新看过朝阳区东五环外的一个小区，“复式的小户型，特价卖1万多元一平方米”。这或许是出生在工人家庭的钱建新，考虑买商品房的一次好机会，虽然这个小区距离垃圾场不过2公里，楼面上空两三分钟就飞过一架飞机。可最终钱建新还是错过了买一套“哪怕是偏点儿破点儿”的商品房，他一直在等“经适房”。

　　终于，钱建新坐不住了，每个月去居委会和街道跑一趟，但每次只能听到“不知道”、“等着吧”。

　　而在北京，除了钱建新，纠结于“等着吧”的保障房轮候家庭，超过10万个。钱建新加入了一个超过300人的QQ群，群成员都是朝阳区经适房的轮候者。他们把自己的“昵称”统一写为“朝阳0901”的样式，阿拉伯数字表示轮候的起始时间。也有不少人，在统一样式之前，加上“等不起”、“无奈”、“花儿都谢了”、“不知道”等前缀。

　　钱建新每天泡在这个群里，看到这些人在群里讨论的大多是“房姐在北京为何有40多套房子”或者“假离婚，离了再结”等话题。

　　有时，钱建新觉得这个QQ群就像一个“难民集中营”，大家像“精神病人一样”相互安慰。有人抱怨：“现在想开了，以后有钱就挣，管它超不超，总不能让这破房子把人逼死吧。”但更多人附和着：“苦命啊，还是等吧。”

　　“我们是不幸中的万幸。”钱建新说。在北京，没有本地户籍的人，连申购保障房的资格都没有。有些人等到房，退出那个“集中营”。他们给仍在“轮候中”的人，“又添了几分希望”。

　　如今，37岁的钱建新的人生计划表上，仍然没有“结婚”两个字。曾经有姑娘跟他表白，甚至要“以身相许”，但是他称，自己像只乌龟，缩进壳里。他对婚姻，显露出一种超乎常人的“淡然”，这令周围人以为，“他感情受到过伤害”。

　　钱建新的父亲觉得，儿子为等房子，“还是受到影响”，性格里有了几分压抑。有时在家，钱建新总是“不言语”。这让老钱“很愧疚”，跟儿子掏心窝：“谁让你生在这个家庭呢!”

　　由于至今没买上房，钱家人活得有些“憋屈”。岁数不小的钱建新还在“啃老”，不仅要“啃”父母那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还要“啃”老人家的退休金。平日里，钱建新和朋友们一起吃饭，只敢进平价的饭馆，和异性吃饭才埋单，男性聚会就“AA”制。

　　有人嘲笑钱建兴，“太傻了”、“真窝囊”、“不思进取”。他为自己辩白：“是我没能力挣钱吗?挣多了，就‘超标’，被淘汰。就算不等了，房价这么高，就算一个月挣1万元，也买不起啊。”他还说，“有人分到房后，转身就去换了个收入更高的工作”。

　　钱建新迟迟迈不进“经适房”的大门，和他一起在门外晃悠的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和青春。

　　有时，钱建新会安慰自己，他不是“等房”者中最悲催的那个人。他有个异性朋友“小刘”，今年33岁。小刘从4年前年开始“等房”，等成了“大龄剩女”，而且患上了抑郁症。

　　小刘有时会跟钱建新聊天，吐露心声：“等房子让我绝望了。”她还悲观地说，“昨天看新闻有人跳地铁，我也真想去跳!”

　　他们都感叹：“为了等这房，生活都扭曲了。人生好像被房子给绑架了。”

　　被不知在何处的房子“套牢”以后，希望对于钱建新而言，更像是一剂麻醉剂。他恨它，“早知道会等到现在，当初我借钱、卖血、卖肾，也要去买套商品房”。但是，他又需要它，“就像一个糖球一样吊着你”。

　　从2012年开始，钱建新和其他几个轮候者多次去找朝阳区房管局、住建委，甚至还去北京市信访办投诉，但没有得到让他们满意的答复。最令他们困惑的是，“究竟有多少套保障房房源，如何确定轮候者的摇号资格，又有哪些人住在保障房里”。这些疑问就像北京冬天的雾霾一样。

　　一眨眼，又是一个夏天，北京房价再次冲上一个高点。钱建新对“房价”已经麻木，他刻意回避跟房子有关的事情。他不爱逛家居店，一看到电视里播装修节目就立马换台。他也从来没有幻想过，未来的家是“北欧风格”还是“地中海风情”。他无奈地说，“等买到保障房，也没有钱装修了”。

　　“五年了”， 没能等到参加一次摇号的钱建新，终于撑到极限。他说，好像听到“‘砰’地一声，气球胀破了”，希望又蔫回了球皮状。

　　这一次，钱建新拖着装满75个保障房轮候家庭诉讼材料的拉杆箱，就像拽着所剩无几的希望，走进法院。去年10月，他们将朝阳区政府告上“公堂”，这是北京首例保障房家庭集体起诉政府案，在全国也不多见。

　　一直被人嘲讽“窝囊”的钱建新，觉得自己像一个“勇士”。这令他身边的不少朋友难以置信，因为在他们眼中，钱建新是一副“老实巴交”的样子，说话也慢声细语，不像那么“胆大”的人。

　　75个家庭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是，“保障房信息不公开”。他们认为，“怕的不是等，而是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”。

　　最终，他们的起诉被驳回。但是钱建新和代理案子的律师，并不认为“他们败了”。代理案子的律师何峤巍说，“这场诉讼，促成部分保障房轮候家庭和政府的对话，督促政府对保障房信息进一步地公开和透明”。

　　就在案子开庭前，朝阳区进行过一批“经适房”摇号，但钱建新又不在其中。因为苦等5年，也没等到一次“经适房”摇号，钱建新改为申购价格更高的“两限房”(“保障房”的一种类型)，他自以为后者“中奖”的可能性更大。结果，他又错过了，不得不感慨“就像蒙着眼睛，盲目地等啊等啊”。

　　今年的“情人节”，如果不是碰上“元宵节”，差点又成为一个与钱建新无关的节日。这天上午，北京市两个自住型商品房项目开始网上申购，瞬时点击量超6万，网站被挤瘫痪。有人说，“这阵势不亚于‘双十一’大抢购”。

　　头发有些蓬乱的钱建新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，平静地说：“还要继续等，再给自己两年的期限。”(陈璇)

 

（责任编辑：崔凤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