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城市规划建设近来再成关注焦点，一些地方政府借新型城镇化的胎动积极为之谋划。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近几年一些民间组织开展了对大城市功能和发展障碍的评价，诸如“中国最不宜居十大城市”、“中国交通最拥挤十大城市”、“中国最衰落十大城市”，甚至有机构还评出“中国十大鬼城”。

　　这些大城市暴露出的弊端，主要集中在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、房价高企、就业困难、外来人口得不到人文关怀等，突出反映在以下几“荒”：

　　比如需要城市管理者举债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地铁、轻轨基础设施，所引发的“钱荒”；需要配置大量住房设施出现的“楼荒”；由于医疗卫生资源过度集中，外地中小城市群众集中到北京等大城市就诊引发的“医荒”；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引发了“校荒”等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过去往往只是一座中型城市声称要建设升级为“大城市”、或是一个单独地理单元的城市要建设和延展“城市群”，而当下地方利用新型城镇化，发起新一轮大城市的“规划热”显然已超越了这种限度。

　　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，大城市的过度膨胀会给管理者带来巨大的民生考验。城市规划和建设有其客观规律。建城市是“大”是“小”，不仅受制于产业结构、资源禀赋、人口容量等经济因素，还受制于历史、文化、生态、习俗等社会因素。中国目前需要的不是钢筋水泥垒起来的大城市，不是行政区划概念意义上的大城市，不是资源垄断、层级盘剥的“大鱼吃小鱼”的大城市，而是应该创新大城市的发展思路，通过非硬件的增量，如通过互联网、电子信息来拓展大城市的“柔性”和“软性”，形成更多智慧城市、聪明城市，而非现在的“傻大个”城市。

　　因此，在各地城市规划建设的过程中，要重点防止大城市的“吐”、“吸”、“压”消极现象，即对环境污染的“吐出效应”，影响其卫星城、周边中小城市的生态环境；对各类稀缺资源过度的“吸纳效应”，让中小城市的竞争力、创新力、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；对消费能力的“挤压效应”，将大部分居民购买力集中在少数大城市，扩大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。

　　还要注意的是，除了要刹住各地的“造城”、“扩城”运动外，还应该扼制不切实际的“造园”、“造街”势头。如一些地方开发出一批没有住宅、商业、教育、医疗等相关配套的科技园区、总部基地，使“腾笼换鸟”变成了“笼腾鸟飞”；一些地方不尊重开发、建设、招商、运营一体化的市场规律，在未能整合到上下游产业资源的情况下，建成了几百万平方米的高端城市综合体，结果商户寥寥无几，柜台空空如也；一些地方不考虑当地民风民情，投资建设了文化雷同、不伦不类的民族文化一条街、民族风情文化园，结果招商落空，变成了污染环境的“烧烤一条街”或“打折一条街”。

　　新型城镇化绝不是造城扩城，大城市也不是越大就美。除了要防止贪大求洋卷土重来外，必须提高中小城市和特色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，汲取北上广深等“城市病”渐显的教训。同时要严格把住城市规划设计关，扎扎实实地通过调查研究、问计于民进行投资建设，使更多城市既能以城为栖，“筑巢引凤”，又能以业养人，形成“龙凤呈祥”的可持续发展局面。